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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车晓蕙 李嘉
广交会历经50年，一年两届从未间断举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展”。在今年第100届广交会上，仅一期到会采购的商人数就累计达到了12万多人，成交额达221.9亿美元，比第99届增长5.8%，比去年秋交会增长15.6%。
但与此同时，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计划分配模式，同类竞争激烈，下届更名后选择怎样的办展方式等诸多问题，也使广交会面临新的挑战，百届之后的广交会处在新的起点之上。
炒卖摊位凸现计划与市场冲突
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广交会，尽管在国际市场上已形成独特的品牌效应，但50年来年复一年的办展，看样订货的传统办展模式，使广交会自身难免出现一些固有的积淀，显得厚重有余而活力不足。
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深层次问题，仍是政府主导办展与市场需求日益多元之间的冲突，如何更好地实现市场化转型，在广交会百届之后日益凸显。
管中窥豹，广交会异常活跃的“展位炒卖”现象，便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尽管广交会展位总数已超过3万个，且几年间供应量翻了三四倍，但仍供不应求，每到广交会举办前夕，各种形式的倒卖摊位活动就会异常活跃，网上发布信息，雇请业务员对企业实施“地毯式”电话攻势，一个正常费用仅需2万多元的摊位，黑市价可以卖到10万元。
事实上，自2002年起广交会办展规模就走上了迅猛扩展之路。当年春季第91届交易会“以时间换空间”，实行一届两期、分期举办，展位扩大了一倍多。2004年春，第95届广交会开始全面使用琶洲新馆，两馆两期、同时举办，广交会摊位在第90届仅有8153个，而第100届增加至31408个，五年内增长了近四倍。
广交会年年扩容，为何仍难以摆脱“黑中介”炒卖现象？
据统计，目前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近52万家，而广交会只能容纳1.3万多家企业参展。以广州交易团为例，每届广交会出口额达到进会要求并提出申请的企业中，10个中只有3个能获得展位。广州会展产业研究所所长刘松萍指出，供求关系的严重不平衡客观上造成了“黑市”存在的巨大空间。
近几年，广交会展位分配机制也不断引发激烈争议。目前，广交会展位分为“分配性展位、招展性展位和保证性展位”三种，除了16%的保证性展位用于安排商务部重点支持和发展的名牌出口商品外，其它由各交易团及商协会负责安排，占总量的84%，由大会分配到各省和相关行业组织，再层层分配到基层。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胡楚生说，广交会的展位不可能完全按出口额多少来分配，还必须考虑诸如东西部协调发展、东北振兴、扶持中小企业等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广东省为例，出口额占全国的40%，但按这个比例给广东分配展位是不可能的。
一些参加广交会的企业反映，炒卖摊位一是存在于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流动：广东、浙江、福建等东部沿海省份的中小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广交会的平台走向国际市场，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广交会展位的需求不那么紧迫；二是存在于国有外贸公司和私营生产企业之间的流动，一些企业反映，放开外贸经营权后，传统外贸公司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特别是一些地县级的外贸公司就是依靠一年两次将广交会的展位转手卖出去来勉强维持。
谈及此，中山大学教授黄静波认为，广交会之所以受市场热捧，与其本身经营的好坏关系不大，相反，却与我国外贸形势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伴随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冲动前所未有，但外贸模式单一，产业集中，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开拓市场的手段有限，使企业不得不走上“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路子，广交会也成为这些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最“廉价实惠”的途径。
而在刘松萍看来，政府主导使广交会可以更好地承载贯彻我国外贸政策以及出口导向的作用，然而也使广交会的未来发展处于尴尬境地：炒卖摊位只是其“计划色彩”的一种表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广交会以政治目标和外部效益为主要目的，政府直接介入，进行垄断性经营，容易造成展览格局大而全，产权模糊，投入产出不计成本，对市场信号反应较为迟钝。
下届更名亦是新的挑战
如今，广交会已圆满完成了打破国外对华贸易封锁和促进中国产品出口的历史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百届过后，如何能够全方位提高广交会自身品牌价值和竞争力，把“中国第一展”广交会办成世界一流的展会，是目前主办单位商务部和广东省作为所要面临的最大考验。
正因如此，在长期顺差的背景下，从101届开始，广交会的正式名称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这给广交会的组织者们也增加了新的工作负担，工作方式上要有很大转变，不但要组织国内的企业参展，国外的企业也要组织进来参展，同时要积极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搭建一个平台，帮助企业融入世界，从创汇走向创牌，这将是一个质的变化。
“在出口方面广交会是老大，但是在进口方面是否仍然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是它面临的巨大考验。”广东志高空调有限责任海外营销本部常务副总经理廖羽认为，今后是否有一流的海外企业和国际名优产品来参展，来参加展会后是否能够找到合适的国内代理商或终端，是衡量广交会“易名”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
格兰仕集团分管出口业务的副总裁曾和平也认为，更名后，将有国外参展团加入展会，这更需要重视专业化办展的问题。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如何能够有序经营、有效成交、突出专业化特色，对于组织者的策划能力都将是新的考验。
而从外部来看，广交会也面临着国内外会展业群雄并起、竞争激烈的夹击。
中国的展览市场正在形成德国为主的欧洲展览集团、美国展览大鳄和中国本土企业共唱一台戏的格局，广交会已经不是惟一的进出口贸易平台：近年来，国内的会展业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每年全国举办的各类展会有3000多个，出国办展近800个；如今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展览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展览企业掀起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两轮高潮。而在深交会、香港国际电子展、中国服装博览会、电池博览会、塑料制品博览会等专业和全国性展会的冲击下，广交会的影响力也开始在某些方面出现消退。
2008年广交会琶洲新馆二期工程及配套项目将投入使用，届时广交会的展厅面积将达34万平方米，规模与世界第二的米兰展览馆在伯仲之间。尽管在规模上，硬件设施上可以媲美国际一流展会，但胡楚生分析说，从管理体制、办展质量、国际知名度上，与国际一流会展却仍有很大差距，“如法兰克福等国际知名展览公司人员简单，专业化程度高，而广交会基本上靠人海战术，我们有很重的人员负担，改革的步子不能太快，无法达到国际水平的干净、利落、快速”。
尽管挑战严峻，但胡楚生认为，广交会同样要实行增长方式的转变，办展要由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因为只有这样，作为中国外贸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的广交会，才能真正推进“以质取胜”战略和品牌战略的实施，促进中国出口增长由“量”到“质”的转变。
向市场化、专业化谋求生命力
其实，图变求新一直是广交会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吸引力的源泉。从展位比例的变化、常设机构顺应时势而革新，到组团模式与展区设置变脸，再到即将“更名”，广交会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史的每一个时期都创造了奇迹，生动展示出了中国外贸的新走势。
站在新的起点之上，采访中，一些企业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与国际贸易越来越密不可分，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居于特殊地位的广交会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与市场、国际接轨，以适应市场竞争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首先，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办展主体专业化。香港会展协会会长朱裕伦认为，包括香港在内的一些世界展览业发达的地区，展馆大多是由政府投资兴建的，而具体展会的操办则交给专业的展览公司。政府做应该做的事，如培育会展市场主体，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健全会展审批制度，协调会展业的平衡发展等。
刘松萍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在长期主办广交会过程中已形成一些经验和成熟的营销网络，由于广交会的特殊性，完全交给民间来举办在目前也是不现实的。但与此同时，必须加快广交会主办方的市场化改革，剥离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不良资产和历史包袱，加强企业化管理，将招展、招商等具体业务交给专业的展览公司来办。广交会要迈入国际一流会展行列，必须是其主办者先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展览公司。
其次，适应市场要求，进一步优化展览题材。自2002年春季实行一届两期，分期举办，广交会迈出了向专业化会展探索的第一步。适应产业深化发展的需要，专业化已成为国际会展业的发展趋势，像广交会这样大而全的展览格局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些外贸企业认为，综合展适应了成长中的中小企业的需要，也是广交会的特色和优势，但国际市场的变化要求广交会不能一成不变。
此外，面对各路专业展对广交会的“围攻”，欧中联合商会秘书长王海曦认为，应该与国内其它展会从“竞争”走向“竞合”，与地域临近的展会进行统筹联动是现阶段就能实现的设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左连村还建议，对广交会的交易模式与展览模式需要借鉴国际博览会的思路，扩大品牌影响力，到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各地办区域展。“这样虽然成本高，但企业自身总要花费资源来开拓国际渠道，如果能把商品带到别人家门口，便掌握主动权，弥补了现今坐等别人上门参加的能动性不足问题。”
事实上，近几年广交会不断在专业化方面进行探索，如与国际知名的展览公司德国科隆合作举办国际家具展，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品牌。广交会应进一步培育一些专业展，并与综合展相结合，形成“众星拱月”的展会模式。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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